第八十章 奇葩的大西政权

更让张献忠受到强烈刺激的是东边的李自成已经开国建府，据地称王，兵锋直指北京，帝王大业已见雏形。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样的“流贼”长期以来一直甘拜他的下风。

然而，从崇祯十三年经历一次大的挫败之后，李自成痛定思痛，策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，提出“杀一人如杀我父，淫一人如淫我母”的鲜明口号，不再骚扰平民百姓，专门以劫掠大户来充粮饷，凡是带不走的粮食，就用来开仓赈济百姓。并且，不再打下一个地方抢了就跑，而是派官设府，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根据地，踏踏实实地向外发展。

仅仅四年，李自成就从一个不起眼的流寇，成了新“天子”最有优势的候选人，成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。现在，张献忠畏于李自成的兵势，也不得不开始奉“大顺”正朔。

凭什么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张献忠做“人民之主”？难道他张献忠有哪点不如李自成吗？

论智力、胆气、武勇，他张献忠绝不比李自成差，差只差在胸无大志上。检讨自己十多年的起义生涯，张献忠再一次深刻体认到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耐心，没有长性。性格急躁刚烈，作风简单粗暴，只图眼前痛快，缺乏长远打算。当年在学堂里坐不住，现在已经是威风八面的“八大王”，还是没有多大长进。

不能再这样成天沉溺于打打杀杀了。等李自成做了皇帝，他张献忠只有俯首称臣。

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史书，他也知道，李自成不会仁慈地对待他这个前竞争者。“亡羊补牢，时犹未晚。”在挥师入川前，他已经下定了“炼炼坐性”而耐心建立根据地的决心。

进入四川之后，张献忠深深感觉到选择入川是对了。

川兵柔脆，这一路破重庆，据成都，派兵横扫各府、州、县和土司。大都望风而下，“州、县争封府库应伪命”。短短一年之内，除了遵义（时属四川）和几个边远土司以外，全川已归张献忠所有。

十几年来头一次，稳稳当当据有一个大省，前无劲敌，后无追兵。真是爽啊！

“咱老子”也该尝尝“抚驭万民”的滋味了。“咱老子”这回学学李自成，稳扎稳打，数年之后，未必天下不姓“张”！想当初，明朝的太祖朱元章不就是一个要饭花子出身吗？现在，自己这个前“捕快”、“边兵”也要开创朝代，在史书中再加他个“大西史”！

恰在这时，李自成被清军击败，退出北京。消息传来，张献忠大喜过望。现在，头上这座大山没了，天下重新陷入纷乱，原本张李两家争斗的局面变成了李、清、南明、张四家，自己机会大增，如何不喜！

自从李自成开了大顺朝以来，张献忠不得不遵用永昌年号，两家一直保持着表面的和和气气。

现在，张献忠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听说李自成部的马科进入川北，他毫不客气，亲率大军，把马科打了个大败，赶回陕西。这是起兵以来，张李二军第一次公开火拼。张献忠对这次胜利非常得意，宣布把战斗发生地绵州改名为“得胜州”。

崇祯十七年冬十一月十六，张献忠正式开朝于成都，国号大西。因为过去一直奉大顺军名义，一时不好回圜，遂以“大顺”为纪年，改元大顺，张献忠称“大西王”。

成都开始大兴土木，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，以作新朝的王宫。

府中正殿为承天殿，府门外廊为朝房。凋龙绘凤，整饰一新。任命左右丞相、六部尚书，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，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，令率马兵征服山东、辽东、高丽、东洋诸国；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，征讨南省及暹罗、东京、西贡、南洋、斐利该等地；

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，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；

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，招抚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外蒙各地。

起义者的想象力有时惊人的雷同，数百年后，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，同样宣布，东王的任务是管制东方各国，西王的任务是管制西方各国，以此类推。

张献忠新衣新帽，端坐殿中，文武百官，叩拜如仪。

张献忠掀髯大笑：“起来吧，龟孙们，弄得还挺像个样哩！”

与大兴土木相配合，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三百个，作为妃子，养在后宫。又阉了一批人，当太监。

接着，又学历朝皇帝，命人们“恭避御讳”，不准人们使用“献”“忠”二字，犯者杀头。在全四川认真检查石碑，碑文上的“献”“忠”字样一律铲掉，弄得一块完整的石碑都见不到。

仪式举行完了，后妃、太监、名讳这些他们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须要有的把戏都弄完了，接下来做些什么呢？毕竟开国了，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，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，那么大家就不能再像以前做“流寇”一样，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。官府成了自己的官府，百姓成了自己的百姓，自己不再是叛逆者而成了治理者。那么，如何治理呢？

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。

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。

正如各种史料所反映的，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，军纪确实相当严明，除了抵抗者之外，并不滥杀无辜。因此，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，生产生活开始恢复，大西国开朝之初，呈现一片兴旺景象。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。

张献忠所做的第二件事是开科取士。马上得天下，不能马上治之。张献忠喜欢自称武夫，举止粗豪，称王之后，发布诏书仍然用白话文。

但是，张献忠对读书人却非常重视。

一年搞两次科举不说，而且也不考八股文，而是考策论。甚至还规定要多少人参见考试，录取多少人，其中举人多少，进士多少，状元多少。如果不够，还得增补。这就搞出了一个州县一年两个状元的奇闻来，让人啼笑皆非。

一年两次科举，已经不太严肃了，考试题也出得千奇百怪。

有一次考试，张献忠曾自己作了一道白话文的万言策，评论历朝帝王，而以西楚霸王为第一。

作完之后颇为得意，命令广为颁布，让广大读书人学习。

一学之下，秀才们对考试更没了兴趣。

而且考试把关不严，许多四六不分、漏洞百出的卷子居然得了高分，平时被人们称为“不通先生”的不学无术之辈，纷纷中了举人、进士，无怪乎人们对此不以为然。

然而，几乎四川省内所有的读书人都来参加考试了。

并不是他们积极踊跃，而是后面有刀枪跟着。原来，张献忠命令，所有的读书人都得参考，如果逃避，本人正法，邻里也连坐。

昔日“学而未成”，今日却成了掌握一方人民命运的“大王”，所以张献忠起义以来，对开科取士一直兴趣浓烈。

每攻占一座大城，有了休息时间时，他就要举行开科取士，强迫所有的读书人参加。

亲自出题阅卷，品评高下，决定名次。不过考取了，通常只是赏几两银子，给个虚职，并不真正任用，似乎快乐只在于考试别人的过程。

张献忠对读书人的态度一直十分矛盾：既想利用，又十分防范。

如前所述，张献忠其人非常聪明，而且深沉狡诈，人莫测其端。

张献忠行军打仗，非常善于用计，这一点他比李自成要强许多。

他打出过中国战史上许多经典战役，史称“张献忠用兵最狡”。

如崇祯八年乘元宵节期，以三百人为内应巧取凤阳。崇祯十四年，假扮明军旗号赚取泌阳。

次年，扮装主考学使和赴考诸生而轻取当时明军吹嘘的“铁庐州”等。

张献忠也像朱元章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英雄洪秀全一样，非常善于装神弄鬼。

朱元章自称会观天象，洪秀全自称能和上帝直接交流，而据记载：

张献忠即位之初即妖言惑众，告诉部下说自己能看到天上去，见有弓、箭、刀、矛等物，并谓奉上天之命，不特为中国之皇，且将为普世之帝。

随令百官仰视天空，百官等一无所见。

张献忠又说今日天不清朗，所以你们看不到。况且这种奇景只有我这种上天之子才能看到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么可能看到，这就是天意啊。

但是，不论如何狡猾，张献忠的智慧毕竟都是些鸡鸣狗盗的智慧，是来源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的权谋文化。

从根本上说，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，终生未能突破好勇斗狠的绿林藩篱。

他的眼光、胸襟与刘邦、李自成等人相差太远，缺乏基本的治国策略、用人能力、学习能力和管理水平。

明王朝的这个掘墓人，和明王朝的创始者朱元章在出身、经历、喜好，特别是残暴、野蛮、自私等方面惊人相似。然而在学习、用人、战略眼光上，二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。

朱元章也是文盲出身，然而在行军打仗的间隙，能够不间断地自学，后来不但熟读经史，甚至可以做出相当漂亮的文章。

而张献忠以文盲始，以文盲终，一直到死，也没认住几个大字。

朱元章起兵之初，就怀抱天下之志，每到一地，必先延揽人才，把一大批有识见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，大大提升了自己这个团队的知识素质和策略水平。

而张献忠在读书人面前，却总是感觉不太自在。他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个举人汪兆龄却是一个流氓化的士人，唯以捉摸张的心思为务，后期唯知投张所好，不断劝说张献忠大开杀戒，最终失尽人心。

张献忠在刀枪面前，从来没有眨过眼睛，可却永远弄不明白读书人脑袋里那些深奥的东西。

在他们面前，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。这使他对读书人的态度非常矛盾。

他取中了状元张大受。此人仪表堂堂，张献忠“一见大悦”，赐赏，又赐宴，欢聚一日。大臣们也在旁边交口称赞张献忠取中了人才，将来必然会“辅左圣明，此国运昌明，万年丕休之象”。张献忠十分高兴，“复赐美女十人，甲第一区，家丁二十人”。

第二天，张大受入朝谢恩，报名人报上名来，张献忠听了，忽然皱眉道：“这驴养的，老子爱得他紧，但一见他，心上就爱得过不的。老子有些怕看见他，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，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。”

大臣领命，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杀了。

他和这些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。他知道，他手中的刀是读书人最怕的。可他们也仅仅是因此而怕他。这些恪守“三纲五常”的读书人对他这样的“叛贼”不但反感，而且痛恨。一有可能，他们会带头起来造他的反。

所以，在大西国里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书生。

在四川科举取士，对他来讲，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读书人控制起来，防止他们在地方上“造乱”。所以，考过之后，绝大多数人都不予任用，只令在八大王身边侍候，写写公文。而且考完之后，不管中与不中，都不许回家。

这样一来，许多读书人都烧了书本，脱了儒服，不敢再以书生自居。

这些底层出身农民起义领袖，在当流寇的时候如鱼得水。但是一旦从流寇变成了“坐寇”，开始坐天下之后，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起来。

历史上的黄巢如是，张献忠也是一样，他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：缺乏策略。

开朝之初，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。

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，张献忠虽号称平定全川，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区，仍然是和过去一样打着“猴子掰包谷”式的“陷不留守”的战斗，他只是在每个州县任命一两名军人做地方官。

由于信不过读书人，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并没有到各地去充当吏员，因此在这些地方他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，就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贯彻。只有成都附近，才算是控制比较稳固的地区。

史书记载：“献忠当时窃据者，川西锦城一区耳。”“献忠拥兵数十万……而其威令所慑服者，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。”这些，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。

没有基层政权建设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，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献忠当作“流贼”，只是慑于张献忠的威势，而不是真正心悦诚服。所以，张献忠的统治极不稳固，面临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，在他实际控制地区之外，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他为敌。

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。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，偏偏只是历朝**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：一个是警察管制，一个是**，一个是特务统治。

张献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。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。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，注重策略，软硬两手一起抓。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。他们迷信“只要有刀枪，没有办不成的事”。

张献忠在他控制的地区严厉实行保甲制度。如在广元，“城中不论男女老幼，一律入籍，不能遗漏一名”。

为了保证首都成都城内的安全，张献忠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：首都成都的四城门，不许擅自出入。凡城里人要出城的，先得到兵马司递申请，申请里得写明某人到某处，左右邻居是谁，由某人担保，某日回城。如果到期未回，先拘左右邻居及保人斩杀，再不回，则取这家人口，不拘老幼，尽行斩杀。城外入城办事者，要在左脸部盖上一个印章。出城时，如果印章被汗水冲掉或者不小心擦掉，看不清楚，则立刻斩首。

与此同时，张献忠还大行特务统治。他派出大量士兵，装成老百姓，游串大街小巷，侦听人们的思想动态，发现有“讪讽新朝”的人，立刻绑走治罪，以致“虽至亲遇于道，不敢相问慰，遥望即各低头去”

欧阳直撰《蜀警录》记载了这么一件事：

一天夜里，一个男人在家里和老婆絮絮叨叨讲邻里的琐事，女人说他：“天这么晚了早点睡吧，净说些张家长李家短有什么用！”

第二天，这个男子就被捕了。

张献忠听了汇报之后，掀髯大笑，说：“这是说我（张）家长，李自成家短。没事，是良民，放了吧！”

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。

过去，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。他们一贯是“因粮于敌”，“饥则聚掠，饱则弃余，已因之粮，不知积穑，地生之利，未间屯种”。

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，自称开朝，然而，张献忠在帝国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。

最初，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，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。

于是，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“打粮”。

所谓打粮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抢”，放纵士兵在“帝国”之内强抢。

“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，如一人不回营，领人管队小剥皮，同伴俱斩。”

所打之粮，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地主大户，可是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，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人民，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阶级敌人。而是见粮就抢，见猪就杀，见人就绑，绑起来用火烧烤，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。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，也“杀而夺之”。

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，张献忠入川后，兵锋所过，大部分四川农民都逃入山里，大片土地撂荒。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，进行经济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“民遂不耕”，田地大片荒芜，百姓益发大量逃亡。

在这样的统治下，“最好的老百姓”不拥护这个政权也情有可原。

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。

在明末诸雄中，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，横行天下，据地开朝，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。

在张军中，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“马七步三”，主力部队“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”，“介马有付，去来如风，一日夜踔数百里”。每到一处，在缴获战利品时最重骡马，其他均不在意。

张军拥有强大的骑兵，史称：“献（忠）之行兵，其来也，如风雨之骤至，其去，如鬼蜮之难知。故数月间或驰江北，或趋楚豫，蹂躏三省，令官兵追逐不暇，即孙子所云‘出其所不趋，趋其所不意……避实击虚’之法。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。”

速度带来主动，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。张献忠部惯于“以走致敌”。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，在进入四川之前，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，高速度地流动作战。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，从不死攻一城，他们所进攻的地区，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。故能避实就虚，节节取胜。

相比之下，明军则要笨重得多。他们处于明处，每个据点都要驻兵，永远处于守势，战线拉得很长。

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，被起义军拖着走，要围则困不住，要追则追不上，经常处于消极、被动的地位。

正如张献忠农民军所唱的：“前有邵巡抚，常来团传（转）舞；后有廖参军，不战随我行；好个杨阁部，离我三天路。”

然而，据地开国后，形势完全变了。

做了皇帝，就要派兵四处把守自己的帝国。不但是边境上要列重兵，每个城市都得驻兵来镇压地方上的反动势力。作为一股聚集在一起的“流贼”，张军声势浩大，然而一旦分散到四川各处，张献忠发现他的军队就如同一把米撒进大河里，转眼不见踪影。

因为无那么多兵力可分，他只能在每府每县，象征性地驻上那么千把人。甚至有的县，只有县令一个人是他派去的。这是他不能确切占有边远各地的重要原因。

明户部主事张绍彦说：“贼之得势在流，而贼之失势在止。”这确实是至理之言。

张的军事优势正在流动，一旦静止下来，由进攻变成防守，张军的劣势一下子就显露出来。

过去他主动，敌人被动，现在敌人处处主动，他处处被动。在停止流动之后，他们被迫打自己不擅长的防御战。

张军过去纵横江楚的进攻精神没有了，叱吒风云的凌厉锐气消失了。由于战线越来越长，他的布防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越来越多的漏洞和薄弱环节。

那些过去不堪一击的手下败将，现在一个个又变得强大起来。

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，齐军从水陆两路同时攻打四川。过于战无不胜来去如风的张军在遇到了气势如虹的齐军先锋，哪怕这些齐军先锋往往都是原来的明军降兵降将组成的，也依然毫无意外地节节败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