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代的口赋.更赋.关税.酒专卖.车船税和

东汉的税赋有三种：田租（土地税）、算赋和口赋（人头税）、徭役（力税）

东汉的田税不过三十税一，刍稾税也不过年每顷55钱，可以说是古代最低的土地税，但人头税比较重，尤其是到了政治黑暗的东汉晚期。比如，每户每年需要缴纳200钱的‘户赋’；成年男子每年还要缴纳300钱的‘更赋’——罷癃咸出——废疾之人也不能免。凡是1岁～14岁的孩子，不分男女，每年还要交纳23钱的‘口赋’（皇室税收，归少府，其中有3钱是马口钱，属于特殊军费，归大司农）；成人的人头税叫‘算赋’，15～56岁不分男女，每人每年交纳120钱（政府税收，归大司农，商贾和奴婢加倍，每人每年240钱。为鼓励生育，女子15~30岁不结婚者分为五等，每升一等加征一算；有妇女怀孕者，免其夫算赋一年）；还有胡乱摊派的‘献费’，凡是成年男女，每人每年都要‘献给’皇帝63钱，以供宫廷费用（地方乱收费也多如牛毛，不计）。‘徭役’就是每个傅籍的男子（年满17岁）每年须在户籍所在地服1个月的无偿劳役，从事土木工程、造桥修路、治理河渠、转输漕谷等基础建设劳动。征发徭役说是以三十天为限，但只要工程质量不合格，需要返工，就叫‘勿计为徭’，即不计算在固定的役期内，可见徭役实际上往往超过一个月。另外因为天高皇帝远的关系，地方官滥发徭役也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鲜事。

除此之外，每个良家少女应征入‘秀’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每年的八月十五，朝廷都要派出中大夫、掖庭丞、相工三大官员，去乡间野里，‘阅视’年龄在13~20岁的佳人端丽（基本不会跑远，都是在雒阳地区）。选取标准是姿色端美，面相符合相法“吉利”的女子。中者当即坐上车，载入后宫，然后再从中择优，让皇帝“登御”。凡有幸受到皇帝恩宠，就有可能立为妃嫔。由于八月初是朝廷向农民征收算赋之日，故称其制为“算人”。这种采选也是百姓向帝王奉献的一种有生命的特殊赋税。

直到魏武攻破邺城后，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，将之更改为户调制，对土地所有者(包括自耕农和地主)收田租每亩为四升，每户出绢二匹、绵二斤，“不得擅兴发”。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。

关于佃户：东汉的佃农基本上没有终生束缚在某个地主的固定田庄之中，有较多的人身自由，理论上存在跳槽、改行的可行性。此外，在土地可以买卖、转手的条件下，少数佃农还有可能上升为自耕农甚至是官员的空间，比如东汉名臣杨震小时候就是一佃农，‘少孤贫，独与母居，假田种殖，以给供养’。

关于流民：法律上禁止流民出现，守土官的治下如若出现流民便要治重罪，但流民问题一直是困扰东汉政府的大难题，尤其东汉中期以后，水旱蝗灾连年不断，永兴元年（153年），全国有1/3的郡县遭受水灾、蝗灾、几十万户倾家荡产，流亡在外，冀州出现人相食的惨状。延熹九年（166年），豫州发生大饥荒，饥饿而死者十有四五。到灵帝时，“河内人妇食夫，河南人夫食妇”。黄巾起义，也是以流民为基础而组织和发动的，司徒杨赐为分化镇压起义军，曾主张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，各护归本郡，以孤弱其党，然后诛其渠帅”。可见东汉政府针对流民的对策无非是镇压和招抚两个办法，如果镇压的掉就镇压，镇压不掉，就减免税赋吸引招抚流民回乡入籍，比如东汉和帝永元六年（公元94年）诏流民“又欲就贱还归者，复一岁田租、更赋”。还有就是划拨土地、设置郡县和修筑城池，以置流民。比如灵帝末年，“羌胡大扰，定襄、云中、五原、朔方、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。建安十八年，省入冀州。二十年，始集塞下荒地，立新兴郡”以处流民。比如汉魏之际，扬州刺史刘馥造合肥空城，建立州治，“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”。对于三**阀来说，流民差不多就是主要兵源，比如东汉末年战乱之际，南阳、三辅百姓数万户流入益州，被刘焉“悉收为兵”，名曰“东州兵”。时关中亦有流民十余万户“流入荆州”。后关中稍安，大多返回故乡，因“无以自业”，被曹操所属“诸将各竞招怀，以为部曲”。

汉代的口赋

汉代的口赋、算赋，对人征收，属于人头税性质。按人头征税，最先开始于秦代。据史载：秦代曾使税吏挨家挨户按人头数收税，用一种竹制的箕收敛，充作军费，至于是否有男女老少之别，收多收少之差，史无记载汉代的口赋又叫口钱，征收对象是七岁至十四岁的少年儿童。汉代规定，凡适龄的少年儿童，不论男女，每人每年要交纳口赋钱二十，充作皇室收入。汉武帝时，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，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，加重口赋的征收，纳税年龄提前到三岁即要负担口赋，征课额也增为二十三钱，增加的三钱作为车马兵器之用，即作为军费开支。由于口赋的加重，人民难以负担，致使有些民户生子辄杀，制造了很多惨剧。但这种严重的社会现象，却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，一直维持到汉元帝元年（公元前48年），由于贡禹的建议，才又恢复到七岁起征。但口钱数额并未减少，每人每年仍征二十三钱。对少数民族地区，也要征收口赋。如东汉时，对武陵蛮夷地区的儿童，每口收布二丈

更赋

更赋是对按规定应该服役而未能服役的人所征课的代役钱。汉代规定，每个成年男子都有服正卒、更卒和戍卒的义务；但不是一到服役年龄就要去服役，服役的人数也不需要那么多，当不需要服役或有钱不愿去服役时，可以按规定出钱代役，这种代役金叫更赋。

汉代的更赋，其征收标准是：（1）正卒：如不亲自服役，可纳钱二千，由政府雇人代役。（2）戍卒，如不服役，每人每年纳钱三百。由于戍卒的人数因国家劳务的多少和用兵情况不同而有增减，特别是东汉时，戍卒多征发犯罪之人充当，更赋的交纳和使用，不同时期有多少差别，这就使充作徭役的基金（更赋）有一部分余额，这个余额即归国家财政收入。

汉代的徭役，还有一项重要的措施：买复，即出卖免役权。买复始于西汉文帝，当时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，买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，就可取得免役的权利。汉武帝时多次许民买复，如元朔（公元前124—前123年）年间，因军费开支过多，府库空虚，于是允许人民交纳一定数量的奴婢后，免除终身服劳役的义务。元封（公元前109—前108年）年间，允许交粮食买得免役权。武帝元朔六年（公元前123年）又卖武功爵，分十七级，这次是收钱或黄金，凡买到规定的爵位后，可终身不服徭役，不纳更赋。

买复措施的实行，虽然国家可暂时获得一笔收入，但从长远看，对国家是不合算的。几十年后，元帝永光三年（公元前41年），因服役的人少了，给国家带来了困难。当然买复这一措施对富豪、权贵之家是有利的，但富豪之家免除了徭役，封建统治者就会把它加在劳动人民身上，使劳动者不胜其苦。

关税

关税在汉代，关税属于通过税性质。包括内地关税和国境关税两种。内地关税是指对通过主要关卡的货物的征收；国境关税则是指同匈奴等民族通商贸易所征的税。

秦汉以前，设关的主要目的是检查行旅货物，以纠察违法行为。但是关卡之多，为各国商旅所不便。秦统一全国，为商业交往开通了道路。汉初，为了促进经济的恢复，“开关梁，弛山泽之禁”，使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”，以沟通各地财货，活跃城乡经济。文帝时，把关也撤掉了。景帝四年春，因吴、楚、赵、胶西、济南、淄川等七国联合发动叛乱，又复置诸关，但没有说明收税之责。武帝太初四年（公元前101年），才有明文记载，在武关设官收税，不过税率不高，所收的钱，也不列入国家财政，仅供“关吏卒食”，所以财政意义不大。发展到东汉，关税日显重要，征收也较繁苛。延康元年（公元220年），曹歪上台时下了一个诏文，指出关津加重征税，于商民不便，今后要减轻关津之税，恢复十一税率。可见，东汉末年，关税税率已超过百分之十。至于同匈奴设关贸易，主要是为维护民族关系，是否课税，如何课税，税率高低，有无优免，等等，史籍没有记载。

酒专卖汉代对酒实行专卖，始于汉武帝天汉三年（公元前98年）御史大夫桑弘羊建议“榷酒酤”。但只实行了十七年，因在盐铁会上遭到贤良文学的坚决反对，不得不作让步，改专卖为征税，每升税四钱。东汉时，因所属统治区缩小，又常遭水旱之灾，所以一再禁止私人卖酒，可见一般情况下实行的是私人经营国家征税制。

西汉的专卖政策，是同汉代的国策相适应的，特别是汉武帝时，为了满足其安边扩土的需要，广开财源，所以，对盐、铁、酒实行专卖，以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。汉代的专卖政策确实为国家财政带来了好处，解决了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，有助于增强力，有助于国防建设和边境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，对汉代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但是，盐铁在专卖过程中，出现了不少弊病，主要是价格太高，民多不便；铁器质量粗劣，又无选择的余地；有时还征调人民去服徭役。

车船税和缗钱令

车船税：对车、船所有者征收的税。此税始于西汉武帝年间，武帝元光六年（公元前129年）冬，“初算商车”。征收的对象为商人和除官吏、三老、北边骑士以外的其他车、船所有者。凡商贾的轺车（由一匹马驾驶的轻便车）每辆二算；其他人有轺车者，每车一算；如属官吏、三老、北边骑士，其占有的车不征税。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。

汉武帝的缗钱令，首先针对当时的商人和手工业主，对他们所有的钱、物征税，其后随着形势的发展，又扩大了征收范围，凡豪家及中产之家的财产，包括缗钱商货、车、船、田宅、牲畜、及至奴婢等，均在征税范围，需要一一评定，汇总征税。这种做法，必须遭到豪富巨商的抵制；或以多报少，或匿而不报，不愿分财以应国家之需。其实，汉武帝早已估计到这个问题，颁布税法时，即有罚则规定。所以，当豪富巨商争相匿财时，汉武帝于元狩六年（公元前117年）颁布告缗令，并任命杨可主持告缗工作，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、漏税之人；元鼎三年（公元前114年）还出赏格，对告缗者赏给查出财的之半。其结果，“杨可靠缗遍天下”，中层以上之前大抵皆被告，国家因此而得到大批财物。抄没来的财物上亿，罚没的奴婢千多万，没收充作公田的土地，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余顷，房宅亦相应没收。不过，算缗、告缗也有它消极的一面，因为商贾中产以上大多数都被告受罚，以至于破产，造成商民讲究吃喝的多了，从事蓄积的少了；同时，从事车船运输贸易者也少了，导致商品供应紧张，物价上涨。总之，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，从长远看，势必影响国家收入的增长。

汉和帝时期一年财政收入（最少88亿钱，最多158亿，东汉末228亿）

和帝元兴元年，户923，7112，口5325,6229人，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。

先算田租:

当时垦田732017080亩

假设算粟,东汉一般亩产粟三斛

而东汉田租是「三十税一」,即收三十分一租税

732017080x3x1/30=7320，1708斛

而1斛粟值多少钱呢

很多考古汉代竹简都表示1石或斛粟=110钱以上,甚至有网文说东汉时1石粟=220钱

但很可惜那些竹简不是西汉的就是新莽时的,应不能作东汉的物价

而后汉书记明帝永平十二年,「百姓殷富，粟斛三十，牛羊被野」,即1斛粟值30钱

不过,明章之治时,因为太平盛世,所以物价比较低(东汉末年乱世就令斛粟大涨至数千甚至上万),而汉和帝时期虽有言屡获丰年,但物价应不及永平之世年低,但亦不应像西汉时或东汉末那麼贵,不过考虑到朝廷以谷物去换钱回来需要耗成本费,就暂且以1斛粟换回30钱算

即元兴元年,田租可收约22亿钱（东汉末约161亿钱）

汉朝除了田租,还有口赋、算赋、更赋等收入,但东汉关於这方面的定额不清楚,只好参考西汉一般定额

口赋,是七岁(汉武帝时以三岁)到十四岁的小朋友的人头税,汉朝收二十钱,反来汉武帝加多三钱,但东汉还是假设20钱以7岁起来算吧

算赋,是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人头税,一般收120钱(之后有减收),东汉还是以120钱来计吧(因为汉律「贾人与奴婢倍筭」,实际收回来的算赋平均要比120钱要高)

更赋,即如代役钱,收300钱,因为太便宜,大都愿意给钱让朝廷请人去,而东汉又喜欢叫囚犯去做

和帝元兴元年，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

即户9237112,口53256229

平均每户5.77人,即1户大概5至6人,就假设当时2个小朋友,2个成年,1个老年(免赋),6户家庭就多1个老人或未满7岁的免赋人口

而1户假设有1人要给更赋以代役

口赋:9237112x2x20=36948.448万钱

算赋:9237112x2x120=221690.688万钱

更赋:9237112x1x300=277113.36万钱

赋钱约收到53.575亿,当53亿钱吧

加上租的就75亿

(P.S因为奴婢不入户籍,而奴婢的赋税又向其主人倍收,所以实际赋收当高於此数,另外东汉外族亦不入户籍,而外族亦需要给赋税的,有说东汉时对武陵蛮夷地区的儿童每口收布二丈,所以实际赋收又高於此数)

另外,少府所领园池的收入还没算

桓谭《新论》

汉宣以来，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余万万，吏俸用其半，余二十万万藏於都内，为禁钱。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，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。

西汉末少府所领园地收入83亿

但有一说是十三亿,那个八字疑为入的误笔,但现时两版《新论》的传抄都是「八十三万万」

而《汉书王嘉传》「孝元皇帝奉承大业，温恭少欲，都内钱四十万万，水衡钱二十五万万，少府钱十八万万」这个数字有的认为是汉元帝时年收入,有的认为是国库存的钱

如果是年收入,那麼新论那个83亿应是13亿比较妥当,但暂无证据

(还有《新论》的赋入40余亿一般认为是经地方扣了地方建设经费后的上缴赋钱,一、地方经费又上又下成本只会更多;二、朝廷把一半作吏俸,一半作存钱,那地方哪来经费;三、经计算西汉人口之赋歛远远高於40亿)

东汉少府园地收入,就当最少的13亿算

那此年,东汉朝廷收入可达88亿

(PS.未计与外族互市之关税、外族的朝贡、奴婢赋税等......此估算只供参考,因为有很多地方是没直接证据的,如人民不一定全种粟,粟价此年实际物价不知,一户中的成员年龄,东汉的实际赋歛是否全跟西汉,商人与奴婢数目......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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